调皮孩子的家长不好当

  导言：“自孩子出生之日起，他其实就是独立的生命个体，拥有造物主赋予所有智能生命的创造性与自主性。而充当对这一智能个体进行引导和教育的家长和学校，必须在对个体也就是孩子进行细致入微观察的基础上，因势利导，才能将这一智能生命的潜能尽可能地激发出来，并朝利好的方向发展。或许，这也成为以个体为对象的家庭教育与以整体为对象的学校教育必然要产生的差异与矛盾。”

　　这是一位叫做刘咏秋的妈妈讲述的故事。刘咏秋和先生陈占杰都是新华社记者，2009 年我去斯里兰卡做采访，结识了当时派驻在那儿的热情好客的这家人。由于工作关系，刘咏秋夫妻俩先后带着儿子陈江旋在北京、斯里兰卡和希腊接受学校教育。陈江旋是个十分早慧的男孩，博闻强识，喜欢问成人式的问题，可是他在北京经历的启蒙式学校教育却成为整个家庭的不愉快经历。在刘咏秋看来，中国的学校教育以群体为对象，并不看重每个孩子的个性发展。学校教育好比流水线上的机器模子，孩子性格中凡是不符合统一模子的枝枝杈杈，往往会被硬生生地剪切掉。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矛盾，从我儿子3 岁上幼儿园时就逐渐显示出来。但当时一是初为人母，对中国的幼儿园教育缺乏了解，二是作为生活在北京的双职工、双外地，除了把儿子送幼儿园外，我们别无选择。儿子有点早慧，我们从来没有特意教过他认字，但在3 岁上幼儿园之前，他已经认识两三千汉字、能读不少书了，有些幼儿园老师不认识的字也拿来问他。比如，有一次，老师不知道“梦魇”的“魇”该怎么发音，问了儿子，又去查了字典，当发现儿子读得准确无误时，事情很快传遍了幼儿园，儿子成了个小“神童”。

　　但这却给他惹来了麻烦。因为整个中国教育体制，就是幼儿园时教小学的内容、小学教中学的内容、中学教大学的内容、大学则什么都不学，因此要求孩子守纪律、听话的幼儿园生活对儿子毫无吸引力，精力旺盛的他开始“捣乱”，包括往老师的水杯里倒花露水之类“出格”的举动，其实儿子只想知道水与花露水混合，到底会产生什么结果。但幼儿园老师可没心思管这个。幼儿园里没有那么多可读的书，而他提得最多的要求就是要书读。老师被吵得不耐烦了，顺手递给他一张《新华每日电讯》，而他竟然津津有味地读起来。因此，儿子恐怕成了全中国唯一一个朗读《新华每日电讯》的孩子。

　　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恐怕是送孩子上全托。日托的时候，孩子回到家里，还可以放松下来，和我们有一些交流；全托尽管每周接回家两次，但每周一、周四送他上幼儿园的班车时，他都大哭大闹，仿佛是上屠宰场，这对他和我们来说，都是心灵的煎熬。更煎熬的是每次接儿子的时候，老师一成不变的对儿子的负面评价；同时儿子非常敏感，每次老师告状的时候，他那种欲辩不能的表情，让做母亲的我时时有万箭穿心的感觉。

　　2003 年“非典”期间，儿子不用去上幼儿园了，他过了一段自由自在的日子。但我们发现，一向动作灵巧的他变得有点笨手笨脚，而且胳膊上还有伤痕。晚上，儿子会咬被角甚至啃自己的小床。经过进一步了解，我们发现幼儿园的老师体罚孩子。然而我们跟幼儿园交涉的结果是幼儿园根本不承认有什么错，而是要求儿子走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你们儿子太聪明，我们教不了他”。

  所以儿子上小学前的最后半年是在一个实验幼儿园度过的。这所幼儿园给他的童年生活画上了一个还算圆满的句号，但总体来说，整个幼儿园的教育，无论对他还是对我们，都留下需要很多年才能弥合的心伤。这为我们后来的所有选择打下了伏笔。费了不少周折，2004年9月儿子高价进了北京最好的小学之一。

　　由于幼儿园时经常被老师说“你这样淘气上不了小学”，儿子对小学生活其实心存畏惧。也因幼儿园的经历，做母亲的我花费更多的时间与老师进行沟通，尽量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搭起一座能减小鸿沟的桥梁。所以，整个过渡还算顺利，儿子接受能力很强，学习不成问题；周末我则带他和另外几个孩子一起，安排各种主题活动，包括寻访太阳钟，并在学期末时排演了一出小话剧，在学校演出。

　　当然，“插曲”还是有的。比如有一次，正在上班的我突然接到学校电话，说“你们家儿子打人了”。我立刻放下手里的工作，冒雪打车，近两个小时从工作的地方赶到学校。结果发现，被“打”的孩子只不过额头上有一点小白痕。但学校不愿承担任何责任，我亲自打电话给孩子的家长道歉，第二天又买了两大袋糖果，一袋给被打的孩子，一袋给班上同学，以求息事宁人。